
1937年3月12日清晨,甘肃高台附近的梨园口一带,西北的风夹着沙砾直往人脸上扑。红九军官兵已经多日没有好好合过眼,鞋底磨得快见了脚板,枪膛里的子弹也所剩无几。就在这样一个清晨,一位年仅二十三岁的红军军政委站在土包后面,死死盯着山脊上的敌人阵地股票六倍杠杆风险登录,他就是陈海松。
这一年,对西路军来说,是极其艰难的一年。会宁会师之后,中央红军主力大部东返,而西路军奉命西征,承担起牵制敌军、策应全国抗战形势的任务。对陈海松个人而言,这一年更像是命运的关口:短短几年时间里,他从大别山里的少年,走到了指挥一军的军政委位置,已是红军史上最年轻的军级干部,却又即将迎来人生的最后一场决战。
有意思的是,若把时间往前拨回去不过七八年,很难想象这个站在战场中央下达命令的军政委,曾经只是豫皖交界山区一个被家里人视作“调皮孩子”的小少年。大别山的炊烟、田埂上的脚印,和后来的雪山草地、枪林弹雨,看似风马牛不相及,却被他的一条人生轨迹牢牢系在一起。
这条轨迹开始得很早,也走得极猛。
一、从“独苗”到小兵:大别山里的少年抉择
时间回到1920年代末,大别山老区还沉在旧社会的阴影里。地主、团防、保甲制度,把村子压得透不过气。对普通农户来说,家里能养活一个壮劳力,就已经算是“天大的本事”。陈海松所在的陈家,就是这样的家庭。
陈海松生于1914年,家里把他看得极重,口口声声说是“独苗苗”。家中长辈最担心的,不是他顽皮,而是有一天他真被外头的“风浪”卷走。偏偏到了1929年前后,风浪真就刮到了大别山区。
这一时期,豫鄂皖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,红军游击队时常在山里活动。对许多大人来说,红军意味着风险、战火,对青少年而言却像是一束突然照进山村的光。年纪不大的陈海松,就被这束光牢牢吸引住了。
村里夜里悄悄议论形势的时候,他总爱靠在屋角,竖起耳朵听。大人说“打土豪”“分田地”,他说不上全部都懂,但能感觉到,那些话跟自己家的日子密切相关。试想一下,一个常年在地里插秧、割草的孩子,第一次听说“自己也能有地”,那种震动,绝不是两句大道理就能概括的。
1930年前后,当地开始建立儿童团,专门吸纳十几岁的少年做耳目、联络、放哨。十三岁的陈海松,一听这个消息,立刻就缠着大人要去报名。家里人嘴上说他胡闹,心里却清楚,这孩子恐怕拦不住。
加入儿童团之后,他每天站岗、送信、给游击队带路,比干农活还上心。村里青年一批批参加红军,有人牺牲,也有人带伤回来。队伍从村边经过的时候,枪在阳光下闪着光,口号震得山谷回响。这些场景在成年人眼里也许带着忧虑,但在少年眼里,多半只剩下热血。
也正因为这股劲,家人开始真切地怕起来:再这么下去,这个“独苗苗”迟早要跟着红军走。于是,一场在普通人家庭中常见的“拴人心”办法被搬了出来——给他包办婚事。
一边是山外的枪声、号子,一边是家里的婚床、锅台。对当时许多农村家庭来说,早婚是常规手段,一旦成家立业,少年便被系在了土地上。陈家长辈也是这样想的,甚至还悄声嘀咕:“先让他圆房,心就安了。”
出乎意料的是,婚事一定下来,陈海松的表现似乎真“安分”了许多。他不再天天往外跑,口袋里的小木枪也不见了影子,整天插在地里干活,话也比以前少。家里人暗自松了一口气,觉得这招总算见效。
但这只是表面。
他知道红军可能在某一天、某条路,从村边经过。于是,假装顺从,暗里打听。等到那支队伍真的出现在田埂边,他扛着锄头走在地里,心里却已经把路线算好了。看到红军队伍的人影从远处出现,他把锄头往地里一插,头也不回地钻进队伍,跟着大部队走得干干净净。
等家里人赶到地头,只剩下一把插在泥里的锄头。这一幕,在不少老区口述回忆里都有类似文字。不得不说,这种决绝,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而言,实在难得。
1930年之后,陈海松正式走上了红军道路。时间不长,他就被安排在部队里当勤务兵,为一位日后鼎鼎大名的将领负责服务——这就是许世友。
当时的许世友已经是有名的“猛将”,出身贫苦、性格刚烈,打仗不要命。一个少年勤务兵,要在这样一位首长身边待得住、用得上,光是勤快还不够,还得有眼力、有胆量。
陈海松很快就让人记住了。
二、许世友身边的“机灵鬼”:从勤务兵到军政委
红军早期,干部与战士之间并没有太多生活上的隔阂,甚至同吃同住。许世友身边的勤务兵,既要照料生活起居,也要在战斗间隙传话、跑腿,稍不留神就可能掉队,甚至丢命。
陈海松年纪不大,却很沉稳。遇到紧急情况时,他不光跑得快,还能记得清楚命令的细节,转达的时候分毫不差。许世友看在眼里,渐渐开始让他参与一些更具体的工作,比如协助整理情报、了解连队情况等。
这个过程中有一点非常关键:陈海松并不满足于“伺候人”,他在行动间隙抓紧一切时间学打枪、学看地图、学做政治工作。有战斗,他会主动申请跟前线部队一起上去,哪怕只是帮忙传达口令、抬担架,也要跟着冲一冲。
红军的作战环境极其艰苦,特别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反“围剿”的岁月里,敌人一个“清剿”上来,往往就是成团成团的兵力,一村一村地烧杀,转眼之间,前几天开会的院子可能就被烧成灰。陈海松在这样的环境里,一点点练出了在复杂环境中判断形势的能力。
时间来到1932年前后,他已经从勤务兵成长为连长、营政治委员,开始真正带兵打仗。许世友出身“武将”,陈海松却文武兼长,既会打,又会做工作,两人搭配得极有意思。
战斗中,他们常常依照地形和敌情,设计出一些灵活打法。有时故意虚弱一翼,引敌深入;有时又提前埋伏,在山坳、河谷突然发起短促冲击。对于装备落后、兵力有限的红军来说,这样的战法既能杀伤敌人,又能保存自身。
宣达战役中,陈海松的大腿被炸伤,伤口血流如注,却一直咬牙坚持指挥。战斗足足打了两个昼夜,他从阵地的一侧转到另一侧,边走边喊话,鼓动战士稳住阵脚。等战斗结束,被抬下火线时,他的大腿已经肿得不成样子。
那时条件极差,连麻药都没有。医生只好用最原始的办法清理伤口、取出弹片。旁边的战士回忆,当时的陈海松脸色苍白,额头冒汗,却一句闷哼也没发出。有人劝他:“疼就喊一声,没什么丢人的。”他摆了摆手,牙咬得紧紧的。
受伤期间,他并没有想着“趁机休整”,把腿包扎好就又开始问战况、问伤员情况。不得不说,这样的性格,在红军队伍里颇有代表性。
在战斗实践中,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不断提升,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也愈加成熟。红军的“政委”并不是简单的“做思想工作”的干部,而是要在军事指挥、队伍团结、政策执行等方面全面掌握情况,承担的是干部骨干角色。
1934年前后,随着队伍整编、干部调整,年仅二十岁的陈海松,已经被任命为红九军政治委员。这一任命放在当时的环境下,多少带着一点“破格”的意味。
毛泽东听说后,也曾感慨:“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也年轻,但还没有年轻到这种程度的。”这句话既是惊讶,也是肯定。要知道,林彪在1930年升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,也不过二十三岁。陈海松担任红九军政委,是在二十岁这个节点,比林彪还要早三年。
有意思的是,官职变了,人却一点也没“变样”。在战士眼里,这个军级政委,仍然是那个笑眯眯、爱跟大家说话的“小胖子”。
三、“小胖政委”:既会打仗,又会带人
那几年,红军内部一度受到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,个别部队里滋生了“军阀作风”。有的军官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,动辄呵斥下属,甚至因为争论观点就动手打人,这在当时并非孤例。
陈海松的做法完全不同。虽然肩章上担着红九军政委的职责,他对战士却没有一点架子。战士们见到他,不喊“政委同志”,反倒爱叫他“海松”、“小政委”、“小胖政委”,喊得亲切。
战友回忆说,他有双不大的眼睛,却很有神,圆脸挂着笑,走到哪儿都爱跟人打招呼。有人开玩笑说:“这哪像军政委,倒像队伍里爱说笑的老大哥。”也正因为这种亲近感,部队里有什么困难,大家愿意直接跟他说。
值得一提的是,在张国焘排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那段时期,部分干部对朱德有顾虑,甚至有意疏远。陈海松并没有随波逐流。他对朱德的尊敬,一直保持在很真诚的位置。每次见面,他都会主动凑过去笑着说:“总司令,你好啊!”话说得不复杂,却透着真心。
有一次,他看见朱德骑的马太瘦,鞍子都硌得往里陷,下意识就皱了皱眉头。回营后,他干脆把自己那匹相对结实一点的马牵过来:“总司令,您骑这匹吧,您要是累坏了,我们这些人也不好受。”这种不加修饰的关心,在紧张环境下格外暖心。
在生活中,他还有一个习惯:爱读书。休整的时候,只要手边有书,他就会靠在墙边、坐在石头上,埋头看。马克思、列宁的理论读得多了,讲话时总会带着几句分析形势的话,但说得并不空,能跟前线的实际结合起来。
有一次,一位师长带着问题来请示,走进屋里只看到一个年轻战士坐在角落里看书,就顺口问:“陈政委在哪?”陈海松头也没抬,随手往前一指。旁边战士憋不住笑出声来。等他反应过来,才赶紧放下书,连连道歉。这个小插曲在部队里传开后,反而让大家更觉得他有意思。
对战士,他的关怀更细致。红军中有不少同志肠胃不好,陈宜贵就是其中之一。某天夜里,陈宜贵肚子疼得弯不下腰,满头汗,脸色煞白。陈海松一看不对,立即翻出了此前缴获的一点藏红花,用个破瓷碗泡了热水,让他慢慢喝下。药不算多名贵,但在当时的条件下,这已经是非常宝贵的资源。
“年轻的军政委,多像个老大哥。”陈宜贵后来逢人便这么说。
在战场上,陈海松对“人”的重视更加明显。一次防守战中,敌人火力异常凶猛,阵地即将被突破。为了保存有生力量,他下令部分部队先行撤出。就在准备撤出时,他发现前沿阵地还有重伤员被遗留在壕沟旁。
“人呢?伤员呢?”他黑着脸问。有人支支吾吾说:“情况太紧急,顾不上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就被打断了:“为什么把伤员丢下?”语气里带着压不住的火。
他当机立断,命部队重新组织突击,把敌人从阵地上压回去一截,硬生生把二十多名伤员抢了出来。他挨个帮忙包扎,粗糙的纱布缠得不算漂亮,但动作很轻。给一名伤势较重的同志处理伤口时,他眼眶发红,一边缠绷带,一边低声说:“同志们,叫你们受苦了。”
这些细节,说不上什么轰轰烈烈,却让人能看见一个军政委形象的另一面——既是指挥员,也是会心疼人的“老大哥”。
这样的人,在队伍中自然有凝聚力。很多战士讲起他,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:“跟着他,心里踏实。”
四、梨园口的枪声:年轻军政委的最后一战
1936年底到1937年初,西路军的处境愈发艰难。河西走廊地势狭长,两侧多为戈壁、荒漠,补给极难,敌人却在沿线设置据点,配合地方反动武装,形成一个个封锁圈。红军在这里转战数月,部队减员严重。
红九军在西路军中承担的是重要作战任务,既要作战,又要掩护友军机动。1937年初,陈海松接到命令:率红九军掩护西路军主力突围,方向就在高台、梨园口一带。
3月12日天刚蒙蒙亮,部队抵达梨园口附近山地。寒风切骨,许多战士的军衣已经破得看不出原样,只能用麻绳胡乱扎紧。简单勘察地形后,陈海松判断,对方极可能从山脊一线抢占有利地形,必须抢先一步组织防御。
于是,他让部队尽快上山,占据制高点。问题在于,连续作战之后,官兵体力已经透支,脚下发虚。就在他们向山上推进的时候,敌军也迅速尾随而至,并很快占据了部分有利位置。
敌人兵力、火力都占优势,机枪阵地一展开,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下来。红九军战士刚爬到山脊线附近,就被压制得抬不起头。一些人被打中,顺着石坡滚下去,衣服和山石一起被血染红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继续硬拼,几乎可以预见结果——不是被逐步吃掉,就是被迫全军覆没。陈海松清楚这一点,他没有被眼前的枪声吓乱,而是迅速在心里盘算:必须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。
他当机立断,让陈宜贵带机关人员和部分伤员尽快突围:“你们立刻撤,带着机关先冲出去。”陈宜贵反应过来,这话等于把最危险的位置留给自己,急得直摇头:“政委,让我留下来,九军不能没有你。”
两个人在碎石堆后压着嗓门僵持。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,打在石块上溅起火星。陈海松猛地抬高声调:“别磨蹭了!叫你撤你就撤,这是命令!”这一嗓子,带着不容商量的劲儿。
“政委,九军不能没有你!”陈宜贵眼圈发红,声音都有些发抖。
陈海松沉默了一下,目光扫了一圈山坡上的战士,明白再迟疑下去,可能谁都走不了。他压低声音,语气放缓了一点:“能出去一个,是一个。你走,外面还需要人把队伍接上。”
这话说到这份上,再争就成了拖累。陈宜贵咬咬牙,只能含着泪带队撤出。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,土包后那道身影还紧紧贴着地面,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前沿。
随着撤出的机关人员逐渐脱离战场,红九军在梨园口一线的兵力进一步减少,弹药也耗得差不多了。敌人很快察觉到对方火力降低,有人大喊:“他们没有子弹了,冲啊!”一时间,山坡上敌军人影晃动,喊杀声震耳。
“警卫排,跟我上!”陈海松从掩体后站起,带着仅有的力量向山顶的敌人冲去。他知道,手里子弹不多,可只要冲出去这一波,就能暂时压住敌人的攻势,给已撤出的机关和伤员多争取哪怕十分钟的时间。
山路陡峭,脚下全是碎石,他一边跑一边指挥警卫排变换队形,尽量躲开敌人的交叉火力。短暂的冲击后,敌人前出的小股部队被打退了一阵,山坡上暂时出现了一个略微缓和的空档。
但这种缓和非常脆弱。敌人凭借兵力优势,很快调整部署,再次组织火力压制。枪声再次密集起来,机枪像一条条喷火的铁蛇,扫荡着山坡每一寸可以藏人的地方。
陈海松并没有退。他趴在土包后面,一点点向上爬,想要找到更高一点的观察点,以便看清敌人的位置,给剩余的火力下达更准确的指示。他的身影贴着山体移动,尽量把自己缩在石块和灌木背后,但在那种密集射击下,所谓掩护,也只是聊胜于无。
就在他探身观察的一瞬间,一梭子子弹朝他方向扫射过来。战友只看到他身体一震,接着又接连被多发子弹击中,整个人重重倒在石地上。有人喊:“政委!”声音里带着撕裂感。
等战士们爬过去时,他已经身中多弹,胸前军装几乎被血浸透。有人想把他往后拖,他却已没了力气,只是嘴唇动了动,似乎还想交代什么,却终究没有说出完整的话。二十三年的生命,在这块荒凉的山地画上了句号。
后续战斗极为惨烈。红九军官兵眼见军政委倒在阵地,怒火一下子被点燃,有人含着泪端着枪冲出掩体,红着眼睛顶着火力往上扑。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之后,这支队伍几乎全部壮烈牺牲,只留下极少数重伤员在战友掩护下突围成功。
梨园口一战,成为西路军征途中极为惨痛的一幕,也让这位年轻的军政委定格在历史记忆中。对于红九军来说,这不仅是一次战役的失利,更是精神支柱的牺牲。
朱德后来在多次谈话中提到陈海松时,感叹说:“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军级指挥官,可惜英年早逝。”话不多,却沉甸甸。徐向前回忆红九军时,也强调:“九军少不了他这个核心首长。”可惜的是,这样一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干部,生命被定格在了二十三岁。
从十三岁参加儿童团,到二十岁担任红九军政委,再到二十三岁战死梨园口,陈海松的革命生涯不过十年,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密度。既有大别山夜色中的低声串联,也有长征中的雪山草地,还有西路军困境中的艰难决断。
如果把他的经历放回到整个红军史中,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红军早期的许多干部,年龄普遍偏小,二十多岁就承担起军、师级的重任。但即便如此,像他这样在二十岁就担任军级政委的,也屈指可数。
年纪轻,并不意味着轻率。无论是在宣达战役中带伤坚持,在平日里坚持读书学习,还是在梨园口为掩护大部队撤离而选择自己留下,都说明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一杆秤——那是对队伍、对战士、对革命前途的一种责任感。
从家庭角度看,陈家失去了“独苗”,从红军队伍角度看,也失去了一位极有培养前途的“少帅型”干部。对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来说,这样的牺牲太常见,常见到人们说起时语气平静,但细想之下,却难免心中发紧。
历史最终给出的评价并不夸张,用的都是朴素的词:年轻有为、作战勇敢、作风民主、关心战士。也正是这几个词股票六倍杠杆风险登录,勾勒出他在短暂生命中留下的清晰轮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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